张博树:中国皇权专制传统对现代社会转型的影响

admin 斗牛娱乐 2019-09-03 20:41:25 1661

  

  以皇权为核心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兼具“社会管理者”和“官奴”双重身份的官僚制度,支撑皇权的武装力量体系,作为专制皇权统治基础和经济基础的小生产及建立其上的赋税制度,重农抑商和交换关系的不发达,体现农业社会整合的家族统治与家-国同构,表征静态化农业社会特征的等级制度,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与“真理”的生产与控制机制,官、士、绅合为一体的考试制度(人才选拔制度),强化宗法统治、漠视个人权利的司法制度,这10个方面的结构整合和一体化就是我所理解的前现代中国皇权文化(详见拙作“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结构特征”)。

  总的来说,前现代中国文明在结构和系统上是高度自洽的。“自洽”意味着政治、经济、社会各结构间存在着合理的功能吻合。我们可以从宗法家族体系支持皇权统治、小生产与家族制度又互为因果等例证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中利益原则的未展开性、利益争夺的原始性又不断制造出“无组织力量”(借用金观涛、刘青峰的术语〔1〕 )破坏这种吻合,造成功能吻合的局部失灵乃至整体失灵,这时王朝更替就会发生。但由于新建立的王朝并未引入新的系统建构原则,一切仍会回到老样子。过去两千年间中国社会发展(就这种发展的社会进化意义而言)的长期停滞就是这样形成的。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曾言:东方文化长期处于空间静态之中,而丧失了时间动态。〔1〕 在本文讨论的上述意义内,我们似可同意这位德国学者的观点。

  需要马上指出的是,当我们以如上所示的方式检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时,当我们断言中国前现代文明乃是一种渗透了皇权专制精神、在结构上曾处于长期停滞状态的文明时,这里并不涉及对这个文明“好”还是“不好”的评价。文明的发生是自然的,道德评价在这里没有意义。我们只能说,在中华先民生于兹、长于兹、世代繁衍、祖辈相传的这块土地上,由于历史的、地理的、甚或种族的诸多原因,〔3〕 我们这个民族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它是对我们的祖先自然、历史生存条件的适应,在这个意义上它可能没有其他选择;它体现了中华先民的存在方式,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也决定了这种理解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别样的根本特征。就它支撑了中华文明数千年而不坠、使这个文明延续至今而言,这个文化不仅是源远流长的,强韧的,而且是伟大的。――尽管这种伟大并不意味着它将永恒,或者有权利永恒。

  这就是中国前现代皇权文化的历史可理解性。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研究中,我们必须首先拥有这样的识见,才能理性地推进我们的工作。

  

  “积淀”或“内化”:为什么文化变迁会发生“精神滞后”问题?

  

  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哲学上讲,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为以民族群体形式存在的人类生命活动本身,那么当这种生命活动展开的历史条件发生变化时,文化变迁就会随之发生。显然,文化变迁源于生命存在的本义,是文化生命运动的内在要求。那么,“文化”会向哪里“变”?本文认为,文化变迁的方向决定于社会进化的方向,这是民族存在的特殊性服从人类发展的普遍性的自然结果。――尽管这种“服从”并不意味着丧失民族的特殊性,毋宁说,它更多意味着植根于哲学人类学元规则的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普适性和作为特殊性存在的民族形式二者间的统一。

  然而,文化变迁又不是同步的。指出这一点对我们目前的讨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化”可以划分为三种存在形式――物质层面的文化、制度层面的文化和精神层面的文化。逻辑上讲,当一个社会从传统的前现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化时(不管这种变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内部还是外部),存在于三个不同层面的“文化”转化会出现明显的不对称现象。其中,“物质”层面的转化最快,最少阻力;“制度”层面的转化则要困难得多;而最困难的转化则是“精神”层面的转化。我们不妨称此现象为文化变迁中的“精神滞后”。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存在?需知,“精神”层面的文化乃是一个民族群体的生活实践、认知方式、交往规则、宗教习俗、艺术趣味、人生态度等等的长期积淀,是外在物质生活和制度生活准则在心灵中的内化。这些被“积淀”、被“内化”的东西一旦形成,它就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存在样态,成为一个民族文化上、心灵上的“深层结构”,它并不因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变化而马上随之变化。换言之,表现为“国民性”或“文化性格”的“深层结构”更多地体现着“传统”的力量,因为所谓“传统”无非是文化在时间性的过程中呈示出来的连续性。在人们的日常意识中,“传统”往往是约定俗成的、非反思的,它更多地表现为无需论证的行为前提,以无意识形式存在的思维“前见”,不以为非、见怪不怪的心理定势,社会约束与社会评价的当然尺度等等。而唯因“传统”是这样一种有如基因复制一样的“文化编码”,是这样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文化结晶体,它才在呈示出自身的连续性的同时,也呈示出极强的凝固性或顽固性。

  就中国文化而言,上述意义上的文化“积淀”、“内化”或“编码”现象已经被不少学者研究过。李泽厚的“文化心理结构”说可为代表。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指出,“探究沉积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探究古代思想对形成、塑造、影响本民族诸性格特征(国民性、民族性)亦即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关系”是思想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4〕 其实,这不仅仅是思想史研究的课题,更是社会史、制度史、文化史研究的课题。李已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文化心理结构形成的社会、制度根据(尽管他在这方面的研究略嫌不足),比如他强调,“任何民族性、国民性或文化心理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任何思想传统的形成和延续,都有其现实的物质生活的根源。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我以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大概延续极长,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发展得十分充分和牢固,产生在这基础上的文明发达得很早,血缘亲属纽带极为稳定和强大,没有为如航海(希腊)、游牧或其它因素所削弱或冲击。虽然进入阶级社会,经历了各种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以血缘宗法纽带为特色、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却很少变动。” 〔5〕 从本书观点看,这样一个社会结构所体现的,正是皇权制度和皇权文化。这个文化孕育了李泽厚所谓“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该传统“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思想模式,使中国民族获得和承续着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所有这些,给这个民族的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模式带来了许多优点和缺点。它在适应迅速变动的近现代生活和科学前进道上显得蹒跚而艰难。” 〔6〕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解读中国社会变革中“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时,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同样值得重视。这个问题就是――

  

  “原发内生”与“后发外生”:外力催逼的现代化所遭遇的独特困境

  

  至少从近代中国历史所呈示的事实看,中国现代制度转型的直接动力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中国的现代化更多的是一个“后发外生”、而非“原发内生”的过程。所谓“原发内生”,指现代社会转型中发生的这样一种情形:某些民族,由于它们的前现代文化遗产中拥有较多与社会进化之普遍要求相适应的要素或“基因”,因此它们的现代社会转型表现为一个相对自然的过程而较少曲折和反复;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没有中断,而是在传统中加入了新的因素,剔除了原有传统中与现代要求不相吻合的东西。“后发外生”则指原来的文化传统尚未产生来自内部的变革力量或至少是变革力量不足,就被外来的、更先进的――也就是,体现社会进化之内在本质和普遍要求――的力量所冲击,结果,这些民族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就会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相对非自然的过程,传统文化发生重大危机乃至局部断裂,社会矛盾激化,甚至产生某种“内乱”的、或者“革命”的形势。总之,从生长模式看,“原发内生”既然是“内生”的,通常具有渐变、温和、自下而上、矛盾逐渐展开又可能有秩序化解的诸种特征,即便出现激进、暴力倾向,也多具有暂时的性质。原因即在于这些文化经过长期积累,在其制度的、精神的各存在层面已经以结构因子的形式积聚了完成现代制度变迁和转型的理性潜能,正是它们使“原发内生”的社会转型成为可能。而“后发外生”之所以是“外生”的,就是因为社会内部还没有为向一个新的、更高的社会进化阶段发展作好准备就被卷入到这个过程之中,因此整个过程(特别是在它的起始阶段)带有明显的被动性,通常具有激烈的、矛盾突然展开而又很难秩序性化解的、“新”与“旧”各文化要素和结构因子更多冲突而较少弥合的特征。

  根据社会进化的普适性原理,“原发内生”和“后发外生”之不同社会转型模式的存在再一次印证了制度现代化普适性原则统摄下各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这个命题。而且,恰恰是依据这种普适性,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重要推论,那就是“后发外生”虽然是“后发”的、“外生”的,却并不意味着某种外物的无根据的从天而降,并不意味着全无内在理由的被动接受,这种“接受”也不全是强力使然:既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这些体现社会进化之结构要求的东西乃立基于哲学人类学元规则的基础之上,一个处于农业文明衰落过程中的前现代文化受到现代工业文明之代表文化的挑战并作出回应,本来是不足为奇的。这个回应本身(特别是回应的正面部分,即接受外来价值与生活方式)本来有着深刻的哲学人类学根据。它是“后发”的,同时又是被“诱发”的。“诱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被诱发者的躯体内部本来就有接受这种新东西的内在根据。当然,回应中也有否定性的东西,而且开始时往往是否定性的东西居多。这种否定表现为对外来文化、外来价值的直接或间接拒绝。就中国而言,这种“拒绝”至少与下述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中国文化本来就有的封闭倾向。前现代的中国文化曾经是相当“开放”的,但那是在它充满辉煌、充满自信的时候,它拥有足够的力量去同化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所同化。而当它面对一个似乎比自己更有力的对手时,它就会本能地走向封闭,并以封闭作为抵御对方“渗透”的手段。二是外来者本身所采取的形式加剧了文明的传播者和文明的接受者之间的紧张。这就是我们前边已经谈到过的征服者逻辑问题。对内实行民主制度和对外执行扩张战略的共存,是被称为制度现代化先行者的那些欧洲国家重要的国家现象,也是社会进化在政治领域内的一个明显悖论。这个与民主有关的二律背反的存在,证明了民族-国家层面上确立利益标准所必然带来的局限性,也使文明传播过程中的挑战、应战具有了更加复杂、更加悖谬的性质。

  我们现在关注的重心,是这样一个外力催逼的现代化在精神层面所遭遇的独特困境。前文已经详细探讨了现代制度转型过程中何以会发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转型不同步的问题;我现在要补充的是,“后生外发”和“征服者逻辑”的引出加剧了这种“不同步”,因为以“外来者”身份出现的新文明既是文化变迁的重要推动者,又是新的民族矛盾的制造者。本来是“古”“今”对立、“历史”与“价值”对立的格局被加入了“中”“西”对立、民族对立这种性质全然不同的东西。这使得精神冲突变得更为激烈,更为复杂。皇权文化的辩护士会以民族精神的守护者的面貌出现,主张改革的人则可能背上背弃民族传统的恶名。铁路可以很快地引进,“招商局”之类设施也可以相对容易地建立起来,但用“公民”的概念替代“臣民”概念,用“个体本位”替代“家族本位”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这不但在于,“个体本位”本来在中国就缺乏文化根基,更因为它是从外国引进,就似乎具有了某种“殖民”味道,“个体本位”中蕴含的社会进化的普适性品格则反倒被遮蔽,成为视而不见、不被认可的东西。

  

  “内在制度”发展为“潜规则”:皇权专制传统阻遏现代制度转型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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