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学术“科索沃”——一场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

admin 千娱娱乐 2019-09-11 15:07:20 4140

  去年8月25日,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Burke Museum)看过一个展览。展览是讲环太平洋地区土著语言的消亡,叫“太平洋的声音”。当我驻足凝望那个名叫“西雅图”的当地土著首领的大幅照片时(他背后还是那座悬在云端的雪山,我从桥上经过每天都能看到的雪山),我何尝不能体会人类学家的叹惋和悲哀。但是我也想过,假如这些环太平洋地区的千百种语言依然存在,人类从来没有任何强制性的统一,我们仍然在为那个“巴比伦塔”的问题苦恼不已,那人类又将如何。

  然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家,我是说很多汉学家,他们可根本就没把咱们当回事儿(包括咱们的看家本事和绝活),他们的学问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差(只要你不是拿中国的标准“一把尺子量天下”)。我们要知道,第一,他们的学问是在我们之外,用另一种语言,另一套规范,从教学到研究都运转自如、自成系统的学问,并非离了我们就活不了;第二,他们人数虽少,却坐拥“国际学术”而自大;我们人数虽多,却只有地区的资格(东亚研究的一部分),“小”、“大”的关系是以“位势”而定(“外”总比“内”大);第三,他们对我们看重的是材料而不是研究(但即使是从材料的角度看问题,他们也常常觉得我们还不如日本,因为我们“只有零件没有组装”),我们认为的优势,异地而观之,也许反而是劣势所在。比如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局者”(insiders)视角,叫他们一说,倒成了“偏见”的别名(“当局者迷”),反而不如他们这些“局外人”(outsiders)来得客观公正(“旁观者清”);我们自以为绝活的文献考据,在他们看来,也是“传统史学”的尾巴割不断,“迷信书本”的恶习改不了。就连王静安先生提倡,我们谁都不敢怀疑的二重史证”,他们也不以为然,觉得削足适履(考古是“足”,文献是“履”),把好端端的考古材料全都糟蹋了。

  在近代史学的开辟过程中,我们有过许多矛盾的选择,思想的源泉出自许多前辈,而并不只 是顾先生一家(今天也是如此),但在感情上,在心理上,我们的西方同行,他们却是一门心思,最能认同的就是顾颉刚先生。

  近年来,同欧美学者打交道,我经常可以听到类似的批评,非常尖锐的批评,这就是中国学术已经“疯”了,已经失去对文献的批评精神,已经倒退回“疑古时代”以前去了(刚刚从日本归来,在那里我也听到同样的声音);“倒退”的原因很简单,一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作怪,二是我们的民族感情作怪,三是我们孤陋寡闻,太不了解国际学术的“常识”或“规范”,有许多“失误”和“犯规”。特别是我们这儿有个声势浩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一 个由中国的学术带头人和一流学术队伍(包括中国最优秀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与断代有关的科技专家)率领大家“走出疑古时代”的运动,这对他们的想法似乎是有力证明。

  二

  这七篇书评,除(2)、(3)是简短介绍,对巫鸿给予肯定,其他五篇,都有尖锐批评,甚至干脆就是体无完肤的批判。在上述书评的作者中,罗泰是第一人。他对《纪念性》的批评还比较含蓄,至少一开头先承认“它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第183页),最后结尾也说它“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劝大家不可不读(第199页)。但他对巫鸿在技术细节和工作方法上的“小疵”,特别是其“中国式的毛病”却毫不客气,该点到的全都点到,可以说是首发其难。

  巫鸿的书为什么会引起西方学界的普遍不满和贝格利的“狂轰滥炸”?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可以讨论的只能是学术原因。这里,撇开个人感情不谈(我和巫鸿、罗泰都是好朋友,对贝格利的学问也非常佩服),我想尽量从学术角度归纳我对上述批评的印象:

  第一,《纪念性》和《武梁祠》不同,《武梁祠》的对象只是小时段内的单一艺术形式(汉代画像石),而《纪念性》的对象则是从新石器时代到六朝以前的整个艺术史,包括多种艺术形式。作者以“纪念性”为主线来概括这些艺术形式的发展,极易让人觉得费力不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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